急诊室到底有没有春天？
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把ER翻译成“急诊室的春天”呢？也许是因为第一季的第一集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就是在芝加哥的春天；或许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些春天的气息；或许是译者认为，这些可爱的医生给了病人春天般的希望。而《急诊室没有春天》一开始就说道，在急诊室实在是看不到什么“春意”。
看了一部又一部倒胃口的国产的电视剧，看了ER，品味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细节，发现其实里面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的身边。每一个小小的故事，每一段对白，每一个十分professional的动作，都是那样的有质感，那样的真实。也许这就是演员们在开拍前体验生活的成果吧，至少要在外表上看上去像个医生。《兄弟连》也是如此，演员们也是先进行了军事训练，所以拍出来的效果很好，就是一个个职业军人的模样。
很是回味那一个个细节……
去年的5月9日，2005年的5月9日，正好是欧洲的V-day60周年，那天上午7：30，我在上完内科急诊留观的最后一个夜班后似乎也迎来了V-day的感觉；今年的5月9日，2006年的5月9日，我又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在急诊留观度过了V-day61周年。
我的急诊室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春天……
“Doctor Green, Doctor Green!” “What is it?” “Patient for you, doctor Green.”
这是ER第一季第一集的开场，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医生被护士叫醒的场景。我在急诊室的时候先后听过“心肺留观医生”（去年的春节在急诊室度过，管心内科和肺科的病人）、“走廊医生”（管走廊里的病人——中国急诊室的场景可见一斑）、“外科医生”三种称呼，当然，也有熟悉的护士就叫我的名字。不过和ER不同的是，护士不是推开格林医生睡觉的房间的门叫，而是用呼叫器。“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必定是两声，我就能醒来，“什么事？”“有新病人！”
“You finish it!”
这是班顿医生对实习医生卡特说的。那是卡特是第一次做缝合，从那个老太太的眼神中你就会看出那种不信任，当然卡特也是诚惶诚恐。想起了当年我见习的时候第一次拆线，外科急诊实习时候的第一次缝合，当时我的手都是在发抖的。而现在的实习医生发抖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长此以往，待我老去，我怎么敢去看病。
ER中总是少不了“送人”的场景，医生平静的记录时间，护士将被单拉上盖住逝者的脸，或者是急救员拉上裹尸袋的拉链。从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内科急诊开始，我就开始“送人”，当一切归于平静，我抬手看表，在患者留下的最后一段心电图上记下时间、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那张心电图很单调，除了我的字迹，只剩下一条直线。然后是书写各类和死亡相关的文件——死亡录、死亡证明、死亡传报表……家属这时候会给逝者换上干净“寿衣”（逝者原来的衣服可能因为抢救早就沾满血污），开始以为这只是中国人的习惯，后来我“送”了一个韩国人，他的妻子也给他的丈夫换了最后一次衣服——一套干净的西服，我想可能是东方人都有这样的习俗——干干净净的来，清清白白的走。
ER的医院给医生提供了不错的膳食，至少可以随时吃到能吃的东西。而我们医院是没有24小时开放的食堂的，食堂一天开放的时间加起来估计只有三、四个小时，还好，我们的急诊室对面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至少能保证24小时供应垃圾食品，一些外卖的小店也会时不时的来发送传单，提供“诱人”的美食。看来这些商家市场调查做的很好，找准了客户群。内科急诊的3个月，就这样，外卖、便利店食品成了我的主食。有时候会和一起上班的同事一起叫“紫竹苑”——医院内部的小餐厅。那段一起吃“紫竹苑”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真的很快乐。黑椒牛肉、红烧带鱼、虾仁豆腐、椒盐排条、豆苗……
其实ER反映的医生的故事何止是在ER呢？病房里不也一样？不论是在ER还是在Ward，很多危重病人的家属都会问我们，病人还有多少时间，手术有多大的风险，有多少的成功机会……这和ER中那个肺癌病人询问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的情形十分的相似。然而我们都无法给病人他们需要的——total certainty。
昨天下午和一个病人的家属术前谈话，病人将在下周一手术——普外科最大的手术：胰十二指肠切除。
病人的家属曾经是一个志愿军卫生员，1950年入朝，1953年停战以后才回国，从火线上救了不少人，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延长一些他的爱人的生命。和他谈话中，他提到了他的战友——不论是回来的，还是没有回来的……
他说，当时条件差，止血带、骨折夹板严重缺乏，很多战伤的士兵只能用简单的绳子做止血带，折几根树枝做骨折固定用的夹板……
他说，当时很多战士看上去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我们还尽力去做点什么，至少能让他们少流一点血……
按照现实的要求，我重复了一套“套话”——手术的方式、可能的并发症、可能的风险、手术后的效果，等等。他问我关于这些情况发生的概率，我只能告诉他以前的一些统计数据。
“这些百分比对单个病人而言，可以说没有什么意义：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要么是0%，要么就是100%。”
“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向你保证的，如果说要有什么保证的话，那就是我能保证我们医生都是尽力而为。”最后我这样对他说。
最近看了一篇文献，发表在Oncology上，其中提到，目前，手术可能是唯一的可以治愈胰腺癌的手段。换句话说，这是唯一的希望。
今年年初，我们医院的一个同事突发急性心肌炎、心功能衰竭。他当时一个人在宿舍，扣开对门的房门后，他对来开门的同事说了一句，敲开你的门，我就放心了。我想是因为他当时看到了希望吧！虽然他在不到24小时后就离开了……
希望——也许这就是春意，在ER，就是因为有了希望，从而有了春意。
所有来ER的病人，也许在踏进ER的那一刻，即使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治疗，我想他也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希望。
我想那个志愿军卫生员在给他的站友用一根普普通通的绳子做止血带来止血的时候，他的站友也一定感受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春意。
而50多年后，志愿军卫生员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身上。